几年博士读下来，对物理学的反思越来越多，也早已不再去纠结那些常被外行关注的本体论问题了。但视角越高，反而越感觉到刘慈欣式太空科幻（当然，他本人宣称这来自对克拉克的继承）的独特生命力所在。这些故事情节的组织模式像是某种宏大的隐喻，虽然碍于作者对物理学、政治学与社会学的片面理解常常显得粗糙，但其内涵却是清晰且一贯的。

如今回过头来看，刘慈欣那些太空史诗的内核，其实是某种基于物理学（至少是他所理解的物理学）或者说技术文明的神话。通过对神话象征与神话叙事的重构，在他的故事之中，物理学、物理学家与技术文明都带上了神性。正是这种神性给他的故事带来了独特的生命力，而其背后所暗示的，基于物理学，技术文明或现代性或其它什么东西的神话，甚至有可能成为一种社会思潮的基石。

这一套说法可能有点难理解，本文会分几个部分做一些简单的论证。

(相关资料图)

科幻文学的神话底色

科学家角色的神性

重设定的科幻小说中，科学家角色往往同时带有哲人、先知、基督教圣人（东方神仙）这三重身份。

这些人物一方面洞察世界真理，并在故事中承担将这一真理告知众人的角色。洞察世界真理自然会指向哲人身份，而由于科研过程在科幻小说中常被弱化，科学家角色们获知这一真理的方式也必定带有一种启示的色彩。

亦即是说，虽然作者通常都会宣称他们笔下的科学家角色是通过“科学研究”或“理论计算”获知了真理，但由于科幻作品对科研过程的表征往往只是一堆用过的草稿纸，一面写满了公式的黑板或几张花花绿绿的曲线图，使得原本处于现代科学核心的假设-推理-求证的常规科研实践在读者眼中退居于次要位置，成为了科学家角色的附庸。

这样一来，哪怕作者的本意并非如此，在最终呈现出来的作品里，科学家角色获知真理的过程难免会带上一层先知的隐喻。而现实世界中真正重要的科研实践看起来反而像是先知手中的权杖或水晶球。

在洞察世界真理这一特点之外，科幻文学中的科学家角色往往同时需要承担发明家身份，设计出新的技术、新的方案、新的武器。同样，由于对科研实践的弱化，所有这些新的理论与技术都被归因到科学家角色本身，进而因科幻文学的视觉奇观效果带上一种奇迹的感觉。

进一步考虑这个意象，便发现科学家角色此刻成为了“行奇迹者”。而这一隐喻直接指向基督教圣人（东方神仙）一类的文化形象。综合起来考虑，也就发现了科幻小说中的科学家角色所具有的三重身份，其中哲人的身份是直接的塑造，而先知与圣人这两个身份则是两个不难察觉的暗示。

（结合文本的分析这里就不写了，自行联想丁仪这一角色）

在这一视角下，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科幻小说会唤起中小学生对科学家职业的热情与遐想了。

科幻叙事中的神话象征

与传统文学相比，神话象征在科幻文学中要常见得多。前者通常会在相对现实的背景中通过对神话叙事的借用，塑造一个角色的殉道者精神或弥赛亚气质；然而科幻文学与其不同，它们从不吝惜于使用仅出现在神话中的象征，塑造一些仅存在于神话中的奇观。

科幻小说中的相当一部分常见论题，无论是创造生命（如有自主意识的AI），修正人类（基因/机械飞升），预知命运（穿越时间）还是改写星辰（拆月球，炸太阳），原本仅多见于神话传说之中。而生命、身体、天体、时间这些象征一直以来也都带有其神圣性与神秘性，虽然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现代性浪潮中，人们一度认为其中的神秘性早已消亡，但如今我们知道，这些象征背后的神秘性与神圣性仍在。

从《伯利恒之星》到《银翼杀手》，这些内涵了神秘性与神圣性的象征为相当一部分科幻作品的高立意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同样略去文本分析）。即便部分作者会在主观上唾弃它们的内涵，我们依然无法否认，这些象征客观上确实是科幻作品的生命力来源中不可剥离的一部分。

当然，如果仅仅是在科幻作品中简单地使用这些象征，而不去采用恰当的叙事模式，同样也只会成为某种带着现代性刻板印象的俗套故事（依然略去文本分析）。因此，对科幻作者们来说，如何把这些象征有机地融合进故事之中，也就成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刘慈欣与其大力推崇的前辈阿瑟克拉克一样精于此道。

神话象征如何融入故事

因本文主要探讨刘慈欣式科幻的独特性，此处也以他的作品切入进行分析。

在以《三体》为代表的，刘慈欣的科幻作品中，宇宙，以及宇宙中的那些带有神话色彩的象征被相当成功地融进了故事里。与之对比，在更平凡的科幻作品中，群星只是背景，是故事发生时的幕布，无法走入故事情节之中。它们不关心宇宙是什么，即便故事中的外星人已经可以超光速穿梭，拥有回溯时间的能力，也只会想着怎么改变几颗岩质行星上的历史进程。

这样的对比就显出了三体的成功之处。在这里，宇宙的性质甚至物理规律都不再是背景设定，它们真切地参与进了故事之中。宇宙与人类的命运挂钩；而宇宙的命运也同样为文明所塑造。

黑暗森林构成了这种超越的前半，在这里，宇宙拥有了自己的价值取向，自己的法则。与这种宇宙尺度的价值取向相比，人类的道德是渺小的，若想用人类的道德取向去规范宇宙，结局就只有灭亡。

而死神永生构成了这种超越的后半。黑暗森林中引入了宇宙的价值取向，而这种价值取向由何处来？刘慈欣常在访谈里提及三体中塑造的独特宇宙观：这部作品里的宇宙被塑造成“一具尸体”。这种宇宙观在死神永生中被点明：光速的限制本身并没什么，不过一旦这种限制有了人为的成因，其观感立刻就变得完全不同；因此宇宙成了一具缓慢膨胀的尸体，是文明杀死了它。

整体来看，三体中的宇宙黑暗而冷酷，但这种冷酷却又恰恰来自文明本身，构成了一个宇宙尺度的悲剧轮回。借由一系列巧妙的科幻设定，刘慈欣在三体中将人性和人的命运和宇宙挂钩；虽然整个故事依然是人的故事，但当这个故事本身被科幻设定支撑起来，它就进一步拥有了宇宙尺度的结构。

刘慈欣的独特之处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刘慈欣的风格来自对黄金时代太空科幻的某种继承，然而刘慈欣本人毕竟是一个主要活跃在冷战后的作家，其行文和叙事的模式和黄金时段的科幻固然相似，却也必定带有其个人化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对中国的科幻读者而言，文化上的相似性使得刘慈欣式风格的独特性被放大了。

这一部分会指出刘慈欣式风格的独特性所在，并简单分析此类风格和黄金时代太空科幻的继承关系。

刘慈欣式三段叙事

刘慈欣本人在访谈中经常强调一种对“零道德宇宙”或科幻小说中的“架空道德”的构想，基于这种构想建构出的情节也确实会给读者带来一种独特的阅读体验。某种程度上讲，他最为擅长的是一种“反日常”的故事情节：通过引入科幻设定作为变量，在一个更高的视角上让日常生活变得支离破碎，进而引入一种带有科幻气质的生活。这种情节塑造在《诗云》一类艺术题材的作品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太阳系连带着恐龙文明一起被毁灭了，其根源居然只是高等文明想要写诗。

但构建出一个零道德或反道德的架空背景仅仅算是第一步。在日常生活被拆解之后，必然会留下一片真空，而此时被填充进真空的通常是某种技术神话，这样才构成一个完整的叙事链条。

此处仍以三体中的情节切入，分析其叙事结构。

在《黑暗森林》中，逃亡后的人类被迫直面零道德的宇宙。在资源匮乏与猜疑链的双重困局中，原本的道德和人性被直接否定，作者只给这段剧情中的人物提供了自相残杀和死亡两个选择，小说里的人物也在这重压之下将“太阳系里的道德”彻底抛弃，完成了由“人”到“非人”的转变。

但道德与传统并非孤立的存在，支撑着它们的是一整套复杂的符号与象征体系，我们的日常生活、社会身份、行为规范等都无法离开这套象征体系而独立存在。抛弃道德看似轻描淡写，但实际上这却意味着抛弃了我们社会与生活的根基。

而这种对根基的抛弃必定导致一种深层次的迷茫，一如生活在现代中国的我们每日的体验。在《黑暗森林》中，这种迷茫被风筝的隐喻体现：逃亡者原本只算是风筝，总有一根线连着地球；而同类相残的一战过后，风筝断了线，幸存者们抛弃了这个根基，真正投身到了宇宙之中。而《死神永生》里，这种迷茫在故事情节中得到了篇幅更大的展示。逃亡者们面临返航与否的纠结，地球人类则在人性与兽性的选择中无所适从。

但刘慈欣的故事并未在迷茫中止步：纠结返航与否的逃亡者最终回到地球，被他们抛弃的传统与道德所审判；而在人性（原本的传统与道德）和兽性（黑暗森林中的零道德，虽然碍于作者的理论水平限制，对这一体系的塑造是相当粗糙的）中反复摇摆的地球人类则被直斥为“傲慢”，险些被同样逼入同类相食的绝境。

在表达了对这种迷茫的否定之后，故事进展到了一个全新的阶段：逃亡者遇到了四维遗迹，发现宇宙是被降维的，而技术文明在经过了长远的发展之后甚至可以修改物理规律。在这里，高水平的技术文明带上了神灵的影子，因为修改物理规律正是创世纪中上帝所展现的力量。而抛弃了自身根基，处于迷茫中的逃亡者们则目睹了新的神话，一个以技术文明为核心的神话。

在这之后，原本的迷茫得到了解答，与传统无法相容的同类相残的行为在新的神话中获得了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来自一个被许诺的未来，这个未来里，人类的技术文明经过成长，走到了神的位置上。而此前的所有情节都在这个神话里得到了崭新的诠释，一切原本无法被接受的罪恶都在此刻成为了成神之路上的必要牺牲。

这种叙事模式在逻辑上可以被分为三个部分。

通过塑造一个无解的问题，抛弃传统与日常生活

在传统与日常生活被拆解后的迷茫时期，在这里一切行为都不具有正当性

新的神话出现，此前的情节被重新诠释，再次获得正当性

类似的叙事模式同样见于刘慈欣的其它作品之中。如《流浪地球》中先是刻画一场灾难与为应对灾难而被塑造的反乌托邦社会，随着人类在大难临头时对反乌托邦社会的反抗进入迷茫的中场，最后则以地球离开太阳系的神话式壮举作结；《魔鬼积木》在开场时抛出“改造基因使人吃草”的命题以拷问道德，以基因改造实验的残酷塑造迷茫，最后再用长出天使双翼的改造人终结战争。

这种三段式的叙事可以被理解为某种以文本构造出的仪式，在结构上与人类学研究中常见的“通过仪式”是相似的。从结果上讲，它也实现了与通过仪式相似的作用：通过这段叙事，技术文明脱离了其在日常生活中的形象，被赋予了新的身份，一个身处神话之中，带有神性的身份。

技术文明的神性

前文述及，科幻作品中的科学家角色带有先知与圣人的隐喻，本身就具有一定程度上的神性。类似的隐喻同样出现在对技术文明的塑造上。

一方面，从逻辑上讲，若物理学家角色带有先知或圣人的隐喻，那么在背后支撑着他们的科技体系自然就带上了上帝的隐喻；另一方面，科幻文学往往将科学技术与神话象征联系起来，又将这个印象进一步加深。

刘慈欣在创作中无疑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将其以极为张扬的方式表现在文字中。他在《朝闻道》中直接将物理学家塑造成殉道者，在《三体》中使用“神和虫子”的直白形容，将一个带有神性的技术文明形象直白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类似的张扬在科幻作品中并不多见（少数例外如《光明王》或《星际之门》，但这两部作品中缺乏以先知身份活动的物理学家），鲜明地体现了刘慈欣的个人风格。

“拙劣模仿”

刘慈欣曾在访谈中宣称，他的一切作品都来自对阿瑟克拉克的拙劣模仿。这里无疑有自谦的成分，但从本文的视角看，也确实可以观察到一种对克拉克风格的继承。后者最著名的论断“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与魔法无异”本身就带着神话色彩，暗示着技术文明跻身于神话故事中的可能性。

而这种神话色彩在《2001太空漫游》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电影里那块1：4：9的黑色石碑堪称科幻史上最为简洁而传奇的设定。其一方面象征永恒，空间上比例绝对精确永远不变，时间上历经数百万年而无任何磨损；另一方面象征第一因，在故事的最初开启了人类的智慧，取代了圣经中上帝的位置。

从这一角度出发，石碑本身就是一种对上帝的描摹，科幻文学的神话底色同样在此处得到彰显。

但这也并不是说刘慈欣并未在克拉克的基础上做出什么创新，克拉克的技术神话往往将神性归结于技术造物或高等文明；而刘慈欣的技术神话却时常将神性归结到人类的技术文明本身，通过前文中提及的三段式叙事，他的文字甚至可以被理解为一个使人类文明成神的仪式。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现实，也就发现刘慈欣的三段式叙事构成了一个对社会变迁的隐喻：旧的传统被打破，孤立的个体在范式间的中介地带经历苦难与迷茫，最后随着新传统的建立给出对历史的全新诠释。而遵循这种三段式叙事展开的故事中也同时内涵了如下两个隐喻

成功的社会变迁是可能的，新的传统终将建立，导向一个不再迷茫的未来

我们可以为即将到来的新传统构建一个新的神话，一个以人类成为神的未来为前提的神话

对身处剧烈的社会变迁中，虽然迷茫但却希望有出路的人们而言，这两个隐喻便带上了一种积极而乐观的气质。而内涵了这两个隐喻的故事也就成了他们面对这混沌而不确定的社会时可以抓住的一棵象征了确定性的救命稻草，甚至于成为了某种朝气与希望的象征。

但对于那些相信自己并未身处社会变迁中，传统仍不可撼动的人而言，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后续诸多对刘慈欣与其作品的政治化，也大抵出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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